文登因秦始皇東巡“召文人登山”而得名,而后“至今東魯遺風在,十萬人家讀書聲”,“文登學”美譽名揚四海。
  為大力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擴大文登學文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日前,區委宣傳部、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聯合舉辦了昆崳論道——文登學文化研討會。研討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圍繞文登學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山士學文化、昆崳山道教文化、天福山紅色文化、回龍山李龍文化等進行研討,深刻闡述文登學文化的起源發展、歷史地位、社會影響等,并結合當前的經濟形勢,對文登學文化的挖掘、利用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建議,擴大了文登學文化的影響力和知名度,增強了文登學文化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極大地提升文登學精神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引領、凝聚和支撐作用。文登大眾報特辟專版摘要刊發與會專家學者對文登學文化的精辟論述,以饗讀者。
文登學文化要主打“特色牌”
  文登因秦始皇東巡“召文人登山”而得名。長期的崇文重教、文化浸染賦予了文登以士學文化、道教文化、李龍文化、紅色文化等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這么豐厚的地域文化,特別值得我們挖掘、整理、闡發和弘揚。
文登學文化是側重于精神道德倫理和修身為學、道法自然的文化,千百年來滋養著一代一代文登人,是文登人的精氣神。所以,深入系統的研究、弘揚文登學文化具有重要的當代意義和現實價值。
山東省社會科學院黨委副書記 王希軍
  一要注意挖掘整理地域文化形成的特質。一個地區歷史遺存越多,它的地域文化就越發達。文登地處山東半島東部,以膠萊河為線的膠東半島地區,長期以來,隨著人員往來和人口遷徙,農耕文化和海洋漁業文化滲透影響,本地文化和外來文化交匯交融,造成其文化特色上既有整個膠東半島大地域文化的特色,又有文登自身小地域的文化特色。加強文化建設,就是要注意這個特性,把握好地域文化的個性特性和其中包含的共性普通性。
二要厘清地域文化特色和行政區劃差異。地域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的地域分布,與歷史上的自然區域、行政區域有著密切的關系。文登,公元568年置縣,618年置州,1988年撤縣設市,2014年撤市設區。在1400多年的建置史上,文登一直為州縣治所,是膠東半島少數千年古縣之一。行政區劃的變化,對地域文化的影響非常大,研究分析地域文化時,必須注意研究分析不同時期的行政區劃和社會制度、規制對人們的思想文化的影響,這樣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地域文化與周邊文化的特性及共性。
  三要注意文化的傳統性與時代性的結合。文登傳統文化的地方特色鮮明,士學文化、道教文化、農耕和海洋漁業文化、李龍文化、膠東革命文化等,都有深厚的群眾基礎。打造屬于自己的特色文化名片,必須對相關的地域特色的文化資源要素進行深度審視、組合、優化、推廣。對地方特色文化鮮明、科技含量高、成長性好的小微文化企業,通過相關優惠政策進行重點培育和扶持,形成一批有實力、有影響的文化企業。加大力度挖掘和培育深層次民間文化產業產品,凸顯具有地方特色的歷史人文文化、道觀道教文化、沿海風光和山水田園風光、漁家農家飲食文化等,提升文化軟實力,提高社會生產增加值。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對區圖書館、文化館以及鄉鎮綜合文化站、農家書屋和重要公共文化產品、重大公共文化項目、公益性文化活動,采取建立基金、政府招標、定向資助等手段,進一步提升服務效能。挖掘地方特色文化要牽住旅游產業開發、公共文化服務這個“牛鼻子”,加強區域傳統文化、民俗文化的挖掘、保護和開發,促進文化事業大發展、大繁榮。
全力提升文登學文化高度
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院長 張紅軍
  正如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指紋一樣,每一個地方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地域文化。這種文化作為一種經驗,生長在人們的心靈深處,是每一個個體賴以生存的精神家園,是探索與闡釋一個區域的歷史與現狀的精神密碼,同時也是一個地區未來前進發展的重要動力與資源。
地處膠東半島煙威地區核心地帶的文登,是一座底蘊深厚、人文薈萃的歷史文化名城。這里所形成的士學文化、道教文化、李龍文化以及紅色文化,體現著文登良好的鄉風民俗,代表著文登人深邃的精神境界,包含著文登人樸素的生活理想,也見證著文登人對共和國的犧牲與貢獻,具有著豐厚的文化內涵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如何將這些文化精神進行提煉與總結,并讓它發揚光大,不僅是擺在文登民眾與地方政府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也是每一個文化學者應當思考的問題。文登學文化研討會的舉辦,就是希望借助于各位專家學者的研究與探討,在文登學文化的名義之下,尋找文登地方文化的精神實質以及各個文化單元之間的內在關聯,從中發現可以與現實對接的積極元素,提升文登文化的高度,推動文登的文化建設,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
  就高校、學界而言,與文登區以合作的方式開展文登學文化的研究與推廣,是我們對于時代的一種重要使命,也是實現自己學術研究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更是校地合作的一次積極嘗試。山東大學(威海)文化傳播學院愿意與各位學界同仁一道,努力工作,讓此次合作結出豐碩成果。
既要“海生萬象”又要“山立千秋”
  古人叫地理環境為地理形勝。文登大的地理形勝是山海相依,昆崳山縱貫南北,黃海橫亙東西。這種地理格局對文登文化的養育,對文登人的群體性格,對文登文化發育基因和基本品格,都產生著規定性的影響。
文登人有山一樣沉穩、厚重、堅韌不拔的氣質,就像古代人對“士”的定義——“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是文登學文化的生命基因和文化底色,文化基因和文化底色是在任何場合、任何時候都不會喪失的東西。海總能引發人的好奇、引發人的探索和向往,不保守,敢創新。這與山的沉穩、厚重正好互補共濟。這兩種不同的氣質融合于文登,造就了風貌獨特的文登文化和文登精神,是“文登學”內涵中最值得研究和發揚的一個亮點。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王育濟
  在當下文登的宣傳定位中,“海”的宣傳提煉得很精辟,叫做“海生萬象”,我認為“山”的宣傳可用“山立千秋”來形容,大山確立了文登人千秋萬代做人做事的家國原則和理念,千秋不變,百代難易。
今后無論是文登的宣傳還是文登學文化宣傳,要將“山立千秋、海生萬象”的理念融入進去,通過設計依山傍海、山海互濟的全景式公益廣告,將“山立千秋、海生萬象”等文字要素植入其中,形成視覺形象上的沖擊力和吸引力,打造成為文登特色廣告名片,吸引海內外更多合作。
建議在今后的文登學研究和宣傳中,對文登學的概念、時間有一個統一的規定,把文登學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亮點進行系統梳理。同時,找準文登學宣傳著力點,尤其要抓住在國際、國內有巨大影響的事件、人物。譬如,“秦始皇與召文臺”、“全真七子”、“一言止殺”與拯救歐洲、120平方公里的無染寺、呂湛恩的《聊齋志異輯注》等等,把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與國際影響力巧妙結合起來,進行大規模的宣傳。
  此外,積極吸引更多學者參與到學習和研究文登學文化的隊伍中來,不斷挖掘、整理新的基礎資料,比如“戰爭年代的《群力報》影響很大,是張修己創辦的,年發行量達8萬份,大都是百姓訂閱”等,這都能為文登學文化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文登學”,文登歷史文化的縮影
  文登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經過幾千年的傳承,文登歷史文化已經形成獨自特點的地域文化。這種文化至今還影響著人們的思想、習俗和價值觀念的取向。進一步認識文登文化全貌,開掘文登文化的底蘊,是一種歷史的責任。
“文登學”出現前的歷史文化傳承自原始社會新石器時期就已經開始,文登境內已發現有十幾處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遺址,這說明早在六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就繁衍生活在文登地域。到了南北朝北齊天統四年(568年),文登建縣,至今已有1447年,在近1500年中縣名、縣治、縣轄三者延續無中斷。
“文登學”賴以產生的實體存在就是文登縣學或文登學宮。文登縣學產生于宋代。文登縣學,又稱為文登學宮,是文登的官學教育機構。文登的官學是在宋仁宗慶歷四年(1044年)范仲淹發起的第一次興學運動中創辦的。作為文登文化教育主體機構,文登學宮對文登文化教育的發展,始終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促進了明清文登文化的繁榮。
山東省文登師范學校原副校長 于敬民
  “文登學”最早是“文登縣學”“文登學宮”的簡稱。“文登學”被叫響,完全是科舉考試過程中轟動效應的結果。但是,隨著“文登學”這一名稱的廣泛持久地傳播,“文登學”這一概念的意義已引申為“刻苦攻讀、勤奮好學、潛心研究、爭取更大功名成就”的內涵,更多的是指文登學宮體現出來的一種精神,即文登學精神。大清順治十二年(1655)是文登學能夠被人叫響的最根本性標志年,可以看做是“文登學”誕生之年,文登學也由實體存在的概念轉變為抽象的理性概念。
文登尊師崇教蔚然成風。重視學宮教育,縣令重視學宮的建設、親自為學宮上課、親自考課學生、親自解決辦學經費,民眾也大力支持學宮建設。設立了社學、義學,教育民間子弟和貧苦子弟。設立長學書院、文山書院、昆陽書院和崇文書院四大書院,成為文登縣學的補充教育機構,書院的設立體現了科舉制的相互競爭和促進,也對文登的文化教育起到一定作用。增設文昌閣、魁星閣、名宦祠、鄉賢祠等輔助教育機構,營造濃厚的文化教育環境。
    發達的文化教育造就了文登眾多的文化家族,其中譽滿鄉里的大水泊于氏文化家族、縱跨明清兩代的叢氏文化家族、二百年書香綿延的畢氏文化家族、著名的“十二支劉”劉氏文化家族等最為著名。這些文化家族毫無例外都是由科舉考試起家,經過時代科舉考試中式、書香門第代代相傳,繁衍為文化家族。眾多的文化家族,成為文登文化教育興盛的主力軍。
幾千年的文化傳承孕育了文登學,文登學造就了文登崇文尚學的風氣,造就了文登尊師重教的風氣。文登學,是文登歷史文化的一個縮影。
自然生態和人文氣質造就“文登學”
  文化是對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個群體的定性。 文化的存在和興衰有它的生態根據。這個生態不僅僅指的是自然生態,還有人和自然發生關系構成的生態。從古到今,有文登地方根源和特質的一種文化傳統,它的主流始終是以文登為中心,它飄向哪里,哪里就有“文登性”。所以,“文登學”所指向的就不僅是文登區域的文化現象,而應有其歷史完整性。這一點非常關鍵。
如果要使用“文登性”這個概念,應從兩方面加以研究。其一,它的自然屬性,即它的自然生態背景,為什么只有在山東半島最東部文登這個地方有“文登學”,而且周圍某些地方還歸屬于文登學的范圍,必須深層次揭示它的地理背景。其二,文登人文氣息之濃厚、傳承之不息,是否可上升為有一種獨特的地方傳統存在,這個也很重要。所以,一個特有的自然生態依據,一個悠久深厚的人文氣質,隨時都在制造著文登的新產物。
四川大學文化科技協同創新研發中心主任、四川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院院長、教授 姜生
  關于文登的道教文化,我強調的是,膠東半島書寫了道教最古老部分的歷史。道教最古老的傳統要素,事實上是從文登發展起來的。膠東半島最東部的海洋背景,造就了中國道教最初的信仰。這些信仰在膠東半島的邊緣地帶不斷發酵,而且向內陸傳遞,形成了整個道教信仰的根基。所以,王重陽在陜西缺乏基礎,一把火燒了茅屋,來到了膠東。王重陽選擇膠東,就是看到膠東這里的文化生態適合這古老的道教實現再生。
除了來自海上的傳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膠東人的經營能力。這個經營不僅僅是說經濟上的經營,更重要的是文化的經營能力。
王重陽來到膠東,全真道得以快速發展。為什么有了全真七子就能把全真道發展起來?因為全真七子都是膠東人,就是他們在膠東把全真道經營起來的。他們這種社會上的、精神上的經營能力,以及他們的人格魅力,都是非常值得挖掘。
全真道大行天下,多依賴全真七子。也是王重陽找準了膠東的海上神仙文化和西部的神山文化傳統相結合的文化基因,并找準了有經營能力的人,所以才得以兩全其美,使全真道成了全國性的信仰。
     在文登,我看到的是有頭有尾、鏈條完整的道教文化,它和內陸文化遙相呼應、互相銜接。所以在文登、在膠東,我們能找到特色獨具的文化根基,讓它在今天不斷地再生、不斷地創造,發展成典型的文化模型。這正符合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即文化創造性的轉換發展。
把昆崳山打造成全真教圣地
  昆崳山素有“海上仙山之祖”的美譽。昔重陽祖師從終南山來到這里,結廬傳道,創立了全真教。“發金蓮之七朵,演仙派于十方”,重陽祖師收授七個高徒,就如同在昆崳山播下道的種子,然后慢慢開枝散葉,遍布整個膠東半島,發展至中國北方地區,及至后來遍及全國,一時興盛無比,使全真道成為了中國道教最重要的一個派別,為現代的道教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昆崳山,也因為重陽祖師和全真七子在這里修煉和傳教,一躍成為天下皆知、名滿中國的道教名山,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真道發祥之地和祖庭。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 張誠達
  當年,全真道在昆崳山地區創立、發展、傳承,成為了這里彌足珍貴的優秀文化遺產。在提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今天,這些優秀的文化遺產有待發掘和弘揚。全真道自昆崳山創立至今,全面繼承了中華民族傳統道家思想和道家文化瑰寶,無疑是最能反映中華民族精神追求、最根植于中華文化沃土的優秀傳統文化。文登區將弘揚昆崳山道教文化,納入當地弘揚傳統文化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顯然是非常有遠見的英明之舉。
那么,如何弘揚昆崳山全真道教文化?從道教角度看,我認為可以通過大興全真道場,將昆崳山打造成為全真教圣地。
全真教以“三教圓融、識心見性、獨全其真”和“苦己利人”為宗旨,先天就平和而包容。在自身修煉方面主張修身養性、追求長生,而于社會而言則主張行善積德、濟世度人。這種理念對于物質文明高度發達、人心日趨浮躁的現代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劑良藥。受制于社會高速發展,終日奔勞的現代人們正需要這個。正如全真道提倡的一樣,需要停下來思考一下,需要靜修、休養,需要平和與包容。
   昆崳山作為全真祖師的修行之地,有著得天獨厚的先天優勢。通過在昆崳山大興全真道場,再現全真祖師當年修道風采。作為一名道教徒,效法祖師,結廬建庵,或者新修大型道場,打造獨特的全真修道體驗區,吸引大眾前來修身養精、休閑旅游,爭取把昆崳山打造成名副其實的全真道圣地。
文登舉辦此次論壇,將國內眾多知名專家集聚道教創立之地,意義非凡,許多專家也就如何弘揚昆崳山道教文化給出了很多好的建議,我相信,只要政府給予充分支持,全真道一定能繼往開來,在昆崳山這個創立之地,再次迸發出新的光彩、創造出新的輝煌,成為文登當之無愧的文化軟實力。
仙山之祖昆崳山 全真道教發祥地
  道教是中華民族土生土長的宗教。它分為兩大派系,南派為正一道,起源于東漢的“五斗米”道,由張陵創立;北派為全真道,金元時期由王重陽創立。作為道教全真派發祥地的昆崳山,在中國道教歷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從宗教必須具備的顯著特征,即具有約束力的宗教組織機構,權威極高的宗教首領,共同信仰和遵守的教義、教條、教規幾個因素考察,全真教產生于昆崳山是有著清晰的歷史脈絡和依據的。
文登區政協原主席 劉翠珠
  全真教是王重陽在昆崳山北麓寧海命名的。全真教具有權威的領導集團——“全真七子”,是在昆崳山一帶產生的。全真教的第一個教會組織——“三教七寶會”,是在昆崳山東麓文登建立的。全真教的教義,即全真教對外宣傳的“三教合一”思想和全真教規定的修練宗旨是在昆崳山確定的。全真教的最重要教規——出家修行,最早是在昆崳山確定和實踐。全真教的住庵、云游等教條,也是在昆崳山產生的。
由于全真教的名稱、教義、教規、教條、機構、首領幾個宗教要素都是在昆崳山產生和出現,因此,昆崳山是全真教的誕生地當是確定無疑。
全真教祖王重陽是陜西人,全真教產生于昆崳山,與昆崳山獨特的地理環境有關。從人文因素看,昆崳山南麓有一塊碩大無比的巨石,酷似老子頭像,王重陽當然不會忽略這個天賜瑰寶;同時,在老子天然頭像北側山巔上,有兩塊巨石,日形石上的刻字系黃帝《陰符經》,月形石字跡系《太上老子道德經》上下卷,在一個山頭并列鐫刻兩塊摩崖石刻,且內容均系道家最權威經典,堪為絕世罕見之作;其三,被王重陽奉為全真教五祖之首的漢代王玄甫,最早的修煉地就在昆崳山南麓的紫金峰下,這應該是王重陽選擇昆崳山作為宏教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昆崳山全真教遺跡在中國宗教文化史上留下濃重一筆,全真教對文登地域文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原來存在于文登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佛教文化、科舉文化、民俗文化是較為突出的文化存在。金元以后增加了以全真派為主流的道教文化,使文登文化增添了新的文化因子。文登地域文化出現了佛教文化、儒學文化、全真教文化三種文化并駕齊驅的現象,且成為文登文化的合流。從某種意義上講,文登學在歷史上揚名海內外與全真教的影響不無關系。
歷史上永遠的豐碑
  著名的天福山起義,是全國抗戰初期中共山東省委領導和發動的十大抗日武裝起義之一,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經驗和突出貢獻。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開始。同時,中國軍民奮起抗戰,全國抗戰爆發。隨后,日軍以平津為出發地,以平漢鐵路為主要突擊方向,在華北展開戰略進攻。至1938年6月,中共山東省委分區發動了冀魯邊、魯東南、天福山等十大起義,主動肩負起抗戰的偉大歷史使命。天福山起義在中共膠東特委的直接領導下一舉成功,具有豐富的歷史經驗。
翠珠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岳思平
  天福山起義成功和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成立后,中共膠東特委和部隊非常重視抗日根據地全面建設。1938年2月13日,以天福山起義成立的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在牟平城南進行了著名的雷神廟戰斗,打響了膠東抗日的第一槍,增強了膠東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心。
在解放戰爭時期,以膠東天福山起義火種成長起來的抗日部隊為基礎逐步發展為華東野戰軍第9、第13縱隊和東北民主聯軍、東北野戰軍第4縱隊。1948年3月,新成立了第5、第6師。隨后,這些部隊統一整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7、第31、第41和第32軍。他們南征北戰,屢建奇功,涌現出“濟南第一團”、“濟南第二團”和“塔山英雄團”等許多著名的戰斗集體,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新中國成立后,他們為捍衛祖國的安全,為國家的發展和繁榮建立了新的不朽的歷史功勛。
歷史學家郭沫若曾親筆題寫了“天福山起義紀念塔”幾個雄渾的大字。天福山起義革命遺址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在中華民族的抗戰史上筑起一座永遠的豐碑。
膠東烽火耀青史
  膠東是中國共產黨開展活動較早的地區之一,是膠東子弟兵創建和發展的沃土。革命烽火以天福山起義為標志燃遍了膠東大地,至今膠東子弟仍保留有三個集團軍,在全國可以說絕無僅有。
從第一個共產黨員到第一個黨小組,從第一個共產黨縣委到第一支革命武裝,膠東的革命烽火從星星之光到燎原之勢,走過了一條光榮與榮耀并存、精神與意志同光的道路。
膠東子弟兵是在抗日烽火中創建發展起來的,如今,在解放軍編制序列中仍保留第27、31、41三個集團軍,為國防和國家建設貢獻力量。
27軍軍史辦原主任 張克勤
  從雷神廟打響膠東抗日第一槍開辟創建抗日根據地,從膠東半島轉戰山東,從決戰淮海到強渡長江,從戰上海到進軍福建,從東北打到平津,繼而進軍湖廣,從剿滅匪患到解放沿海島嶼。在血與火的征戰中,膠東子弟兵形成了不怕任何強敵,不畏任何險難,敢打硬仗、大仗、惡仗,堅決奪取勝利的戰斗精神。
“軍隊打勝仗,人民是靠山。”在艱苦的戰爭歲月,膠東人民全力支持子弟兵。膠東800萬人民將40余萬青壯年送到了部隊,其中8萬余人為國捐軀,10余萬人因傷致殘。同時,膠東支前民工也多達260余萬人次。
人民與人民子弟兵是魚和水關系,有著血肉之情。子弟兵為了人民利益和人民解放不怕艱難困苦流血犧牲,獲得了人民的衷心信任和愛護。
為什么這些感人事跡都出在膠東子弟兵中,是什么力量驅使子弟兵們為了群眾利益甘愿拋頭顱灑熱血,是什么精神引領子弟兵們寧可吃苦受累也要嚴守紀律,這里有許多值得我們思考研究總結的東西,這對于弘揚歷史優良傳統文化,把歷史的經驗教訓變成自己的精神財富大有裨益。
塑造文化品牌 提升區域競爭力
  文登有豐富的文化資源,這些資源怎么轉化成產業的優勢?怎么轉化為一種競爭力?文化品牌,只有文化品牌才能形成一種競爭力。
  文登學之所以能夠成為文登學,就是因為它崇文尚學,提倡一種向學之風,一種好學之風。現在全社會都在倡導學習之風,建設學習型機關、建設學習型政黨,這是大的環境和氛圍。文登學所倡導的這種好學向學之風,就是文登學品牌。
  縱觀文登學體系,紅色文化占據了主流。
中央黨校文史部教授 范玉剛
  紅色文化是中國共產黨創造的文化,是孕育革命精神的土壤。紅色文化鮮明地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要求,是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思想資源。在新的歷史語境下,要多維度闡發紅色文化資源的內涵和價值。紅色文化作為一項重要資源,在產業開發中,要著力塑造文化品牌,提升區域競爭力。
  通常,革命老區作為“紅色文化”發源地,有著眾多的遺址和可歌可泣的“紅色故事”,這是寶貴的財富;同時,革命老區多處于山區,風景優美、生態宜人,有著綠色文化的生機和色調,被稱為“紅色歷史、綠色風景”,因而把紅色文化、生態文化和古跡文化相結合,寓思想教育于文化娛樂和觀光游覽中,既有利于傳播先進文化,又有利于把紅色資源轉變為經濟優勢,從而推動革命老區的經濟發展,幫助老區人民脫貧致富。
  總體上看,紅色文化資源的產業開發要堅持政策推動與市場驅動的結合,堅持發揮政府作用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統一。充分認識文化是經濟之魂,文化是制度之母,發展不單是經濟的發展,更是文化的發展,有文化融入的經濟是可持續的,文化繁榮是發展的最高目標。
歷史選擇了天福山
  小范圍的天福山指現在天福山起義紀念塔所在的海拔不足百米的小山。中范圍的天福山,可理解為小天福山所在的駕山山脈及周邊的天福山、文登營、大水泊等地,也可稱為“天福山區”。大范圍的天福山,可理解為地方紅色文化的代表名稱,從這個意義上講,天福山可代表紅色文登乃至紅色膠東。
  天福山為什么成為膠東抗日武裝起義的首選地?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天福山的地理環境適宜。天福山群山拱衛,峰谷相間,并且地處文登、榮成、威海三縣交界,為“三不管”地帶,當地國民黨政府對其控制較松,容易隱蔽地開展革命活動。
文登區文廣新局副局長 許建中
  作為中共膠東特委和文登縣委駐地的溝于家村,村西面是駕山主峰,村前和東北面兩條溝流子,東面是通威海的南北大路,從榮成、威海等地前來參加舉事的人員比較容易找到目的地,也方便緊急撤退。
  天福山的黨組織活躍。文登是膠東成立中共黨組織較早的縣市,天福山又是文登成立中共黨組織較早的鄉村。天福山區的黨組織成立之初就納入膠東特委的領導序列,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天福山區就是膠東革命活動的中心地之一,“一一·四”武裝暴動曾在這里部署,理琪兩次到膠東都落腳在這里。
  天福山是膠東黨組織重要活動基地,是膠東黨組織轉折點,在黨內知名度很高。西安事變后,在濟南出獄的膠東革命骨干和東北、華北流亡學生都慕名前來。同時,昆崳山紅軍游擊隊與這里的黨組織保持密切聯系,是其成為膠東特委發動武裝起義的首選地重要原因。
  天福山成為膠東武裝起義首選地的另一個原因是這里的群眾基礎牢靠,是膠東有名的“小蘇區”。
  天福山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當地干部群眾創造的難以找到的人文環境,使歷史選擇了天福山。隨著天福義旗的舉起,天福山由口口相傳的“天賜福地”,成為永載革命史冊的“天福圣地”,為膠東革命乃至中國革命作出了歷史性貢獻,也為“文登學”文化增添了恢宏的篇章。
在開發中保持原真性的傳承
  “禿尾巴李龍王”的傳說具有絕無僅有的獨特性。它的平民性、農民性、正義性、倫理性直到今天,對于我們的生活,對于我們的倫理道德建設,對于我們每個個人的為人行事品格,都仍不失借鑒乃至學習的價值。
  從文登的“非遺”文化現狀來看,民間傳說故事類(包括“人物傳說”、“史事傳說”、“神話傳說與神醫故事”、“地方風物傳說”,自然也包括“李龍王傳說”等)和民間演唱、秧歌舞蹈與“文登高抬閣”基本上是無法產業化的。
  文登有很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都可以納入到文登的旅游產業上來,譬如說文登包子、文登喜餅和“禿尾巴李龍王”的傳說。
河南省社科院資深研究員 韓宇宏
  我認為,文登的旅游業優勢在避暑、在海景,更在獨特的人文傳說(如文登地名的由來、禿尾巴李龍王的傳說等)和厚重的文化底蘊(如全真教的發源與全真七子史實與傳說等),這些都是旅游規模擴張、檔次提升的招牌。
  文登的絕大多數非物質文化代表作是具有文化產業開發潛能和良好前景的,它們絕大多數會伴隨文登海景避暑旅游業的發展而成為其中的重要內涵或支柱性產業,有的隨著現代服務業的崛起將展現更加廣闊的前景,有的將成為重要的助推因素而發展,有的在其他地區失去產業開發價值的東西在文登卻可能化身為文化旅游的重要內涵……更有價值的地方是,它基本上不是扭曲甚至改變“非遺”的性質來適應現代人的需求,從而失去了“非遺”的本真。恰恰相反,在文登,這些非物質文化遺產將在產業開發中得到原真性的活態傳承。
打造民俗文化的“大網絡”
  據文獻記載,自漢代以來,文登民間已有對巨神龍的崇拜和信仰,并建祠于昌陽山上。大約至明代,文登民間產生了“李龍王”的傳說,并于清初在文登、萊陽等山東各地流傳。除山東外,還在河北、黑龍江等北方多地區廣為流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許多專家學者依據有關史料考證、研究,斷定禿尾李龍王傳說的原生地為文登。
  “禿尾李龍王”傳說在山東各地和中國北方多地流傳形成多地域版本,也是傳播擴散現象。立足于科學研究,我們有必要從歷史演進和地域傳播角度來探究、查證傳說的傳播源點與傳播接受地的圈帶關系、傳播路徑及歷史變遷遺跡在當代的文化表征。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王曉鵬
  在“禿尾李龍王”傳說方面,形成文登民俗文化的“大網絡”理念,將各版本地區聯系起來,搭建一個民俗文化的探源尋根的旅游、體驗、休閑的經濟和衍生產業;通過各種媒介、新媒體展示這一民間傳說的脈絡,在故事原生地文登與各傳播地之間構建起民俗文化的經濟發展和交流的平臺。
  發展是為了什么?我們的發展是為了我們現在的民俗發展,文化發展不是一種目標的發展,它是符合當代中國和世界大潮流的,就是說經濟和利益,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文化產業。文化創意也好,文化產業、文化遺產也罷,我們都要通過這個把它的經濟資源的那個文化要素、文化資源發掘出來,然后受益。
  如果用一個大網絡的概念,一個系統化的概念,不是孤立地去看待那個原生點,或者說傳播點,把它連接起來形成,那么這個事情就好做了,因為經濟發展、文化產業的發展,它就是一種產業鏈。這個產業鏈是一個大的地域發展鏈。就是說文登的經濟發展,文化產業的發展,包括民俗、原生品的發展,如果和山東省的旅游形成一個大的協作系統,甚至和國家的戰略連在一體,和海洋、藍海計劃形成一個協作體走向世界,有系統有規則地去做,一定會取得更輝煌的成果。
“李龍王”廣受愛戴
  中國眾多地方都宣稱本地是李龍王神話的誕生地,這已成為多年來民間文學論壇上的一樁公案。1989年5月,《民間文學論壇》(月刊)刊載王太捷先生《禿尾巴老李傳說的演變》一文,以地方志記載最早、最詳、最系統的史料為據,無可置疑地證明,禿尾巴李龍王的傳說誕生于文登。
文登區史志辦原主任 初釗興
  文登三面環海,龍卷風多,是李龍神話誕生在文登的自然條件。人文方面,文登農民在自然災害面前,求告無門,只好求助于超人的神力來保佑和庇護,李龍王的神話由此應運而生。其次,儒、釋、道等傳統文化在半島地區影響至深。特別是金元時期,昆崳山成為道教全真派的發祥地,王重陽等七真人首先在文登山下建七寶宮,創立第一個教會——三教七寶會,其對文登百姓的影響不可低估。
  李龍王受到文登男女老少普遍的敬奉和愛戴,這是其他龍神難以企及的。文、榮、威三市區上百處寺廟供奉李龍王及龍母,有十多處大型山會,人們抬著“龍母駕”行會,接受沿途信眾所設“路祭”和許愿。每年農歷六月初八,家家戶戶為李龍爺過生日,用手搓的新麥子磨成面,蒸出大棗餑餑,給李龍爺上供。
  特別要提出的是神話傳說與客觀事實應該加以區別。龍,包括李龍王,活在神話傳說中,是想象中的神物,不是客觀事實。柘陽山、昌山(宋村北山),昌山巨神龍祠,柘陽禪院及李龍王廟、龍母墳,回龍山李龍廟及龍母墓,皇帝加封,這些都是客觀事實,祠廟和龍母墓都是信眾們興建的。
  特別要提出的是神話傳說與客觀事實應該加以區別。龍,包括李龍王,活在神話傳說中,是想象中的神物,不是客觀事實。柘陽山、昌山(宋村北山),昌山巨神龍祠,柘陽禪院及李龍王廟、龍母墳,回龍山李龍廟及龍母墓,皇帝加封,這些都是客觀事實,祠廟和龍母墓都是信眾們興建的。明末誕生于柘陽山的禿尾巴李龍王的傳說,本來與早已被人們忘記的漢代昌山上的巨神龍毫無關系,然而由于塑造神話的需要,人們硬是又把兩者有機地聯系到了一起,從而使李龍王傳說的產生有了根據,使文登昌山龍神話又有了新的發展。
Produced By 大漢網絡 大漢版通發布系統 (-^O^-)MG征服者入侵游戏网站 体育彩票大乐透规则 单机版麻将游戏 怎么在网上买山西11选5 福建快3开奖视频 群英会0.618计算公式 老k游戏手机版下载安装 4个人用扑克牌打麻将 星悦福州麻将 快乐十分玩法 山东体彩论坛 手机上的麻将软件哪个最好玩 步行者队希伯特 云南11选五5前三组走势图 河北快三豹子遗漏统计表 三分彩开奖 斗地主50提现金手机版